[16]不论是个人，还是小宗/小家，为大宗/大家而无条件牺牲才符合伦理道德，因为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仪礼·丧服传》），这也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自由始终的一个特点。

[④] 此处对儒学的分期是采用黄玉顺教授的观点。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后，帝国时代的儒学贯穿了自汉至清的整个帝制时代，由先秦的王道儒学变而为帝国儒学，历经数代，理论迭出：由前宋明（转进期）的经学与玄学发展到宋明（兴盛期）的理学与心学，而后随帝制的没落而进入固滞期，以朴学为最后的理论形态而终结。

……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此时，汉代已经定型的儒学理论，发生了转向：儒者不再依据具体天象和三纲五常的伦理制度来解释世界，而是转向了玄虚的道和无，形成了以道家的虚无为本，以道释儒，以儒援道的思想体系。[38] [明]王夫之著：《船山全书》（第三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375页。它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26]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316页。

但另一方面，由于逐渐遮蔽了本源生活的思想视域，其思维模式大都属于形而上学，未必适应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当代社会生活。[27]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这也回应了为何直到秦代都将易归类于卜筮之书，因而免于秦火。

就文化的象征意义看，周代的封建、宗法，都可以化入礼乐之中，所以后来在孔子心目中，礼坏乐崩就无疑是整个周制（周文）的崩溃。按照前述的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从道德范畴出发审视筮法并非孔子的首创，早在其之前的晋惠公与穆姜在解读占筮结果时就已经涉及道德的重要性。对于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的占筮结果，筮史皆断言不吉，而司空季子却认为《屯》《豫》两卦，都有利建侯之象，都是得国之卦，是大吉之占。这个仁的观念与《论语》中的有所不同，如果说《论语》中的仁突出的是为仁由己的自觉性，这里的仁则是仁义求吉的契合性。

如果说史巫之士在汉代构成谶纬之学的主流，那么与之对应的则是忠于孔子之教的儒生。我们首先来看《清华简》中关于筮法的记录。

首先，二者在传承顺序上有所差异。第一是今本《系辞传》中关于大衍筮法的记录。……乐是在各种典礼仪式中辅助礼的，足以增强心理的效果，运用在教育上，其效果尤为明显。贺所谓田生绝于施雠手中者。

从字面上看，穷理指向的是知识的增加与提升，进而通过穷尽万物之理，以求接近真理之终极，故而帛书《易传》在这段文字的后面提到万物之义，可见其指向的是事物知识体系，此乃对于穷理的最佳注脚。同时，《清华简》与纳甲筮法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类似。汉代之后，特别是在大汉帝国所设立的中央一统的政治体系，以及对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证诉求下，儒家重新走上历史的前台。基于《左传》这种对于卦爻辞的表达方式，笔者推论这一时期卦爻辞的出现，恰恰是对于传统易筮的主动改造。

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通过对于易家的重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易是这一学术体系的最早表述，《周易》是易在周代所出现的文字形态与思想发展。

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重德性对于吉凶的影响，但由于史巫之士持续性的存在，人们对易的理解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依然是将易视为一种带有预测性质的行为，易仍然呈现为卜筮之书的面貌。这一体系最为辉煌的成果就是在整合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编纂了我们今日所见的《易传》，儒生在这一作品中将孔子对于易的义理解读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记录，同时以卦象为主体来构建新的易学阐释体系，这种从筮法解读到学术解读的过渡构成《易传》的主色调。

就易家而言，其内部坚持易筮的史巫之士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使得文辞的使用并不普遍，也在客观上造成易家思想传承的困难。正是从孔子开始，易家逐渐与儒家在思想上有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介入，易单纯为卜筮之书的性质被逐渐改变。由此可见，田何对于丁宽是何等器重。这个方位图十分有趣之处在于它将一个人像置于卦图中，卦图又分见于不同的简片之上，加上简片的编号，就使得卦图的排列具有唯一性。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只有《系辞传》一篇在内容上基本一致。首先，史巫之士乃是世守，不存在学术传播的诉求。

界定这一范畴的维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其一，易在先秦时代有自身的文本典籍，且文本形成远早于儒家学派。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

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

例如，谈及丁宽经历时曾提到其从周王孙受古义，而对于古义的内容却并未加以进一步说明。孔子在易中勾勒的终极善，即是天道所佑之吉。

阴阳的指向并非哲学概念，而是占筮体系，这说明易在先秦时代的社会认知水平下仍停留在占筮的层面，而并非儒家学派的学术典籍。可以说，易家以占筮为主，重视天道、天理对人的约束与限制。帛书《易传》中大量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研习周易的场景，不仅印证了孔子曾经研读和教授周易，更是明确勾勒出孔子对于筮法的态度： 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真正的君子只有从学习与把握万物之义中调整自己的行为，自觉摒弃后天知识局限所造成的阶段性善恶观，才能以终极的尽性以知命。

由于纬书在创立之初的目的在于将易筮再次捧回朝堂之尊，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纬书之中刻意将孔子进行神教化的处理，纬书又在此基础上为孔子编造了一套感生受命的神话，把孔子打扮成通天教主。周易文辞成为王官之学的核心之一，直接构成了礼乐文化的话语体系，并伴随着周代的贵族教育成为当时社会整体的意识表达框架。

一、易家与春秋筮法 谈到易家，与之关联最为密切的是史巫之士。易家实际上与不同学派之间都有着某种思想上的关联性。

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按照李学勤的研究，在《清华简·别卦》篇章中记录的卦名与《归藏》较为接近，在卦序上以《乾》卦为首则与周易相同。

因此，《庄子》中所讲的阴阳指向恐怕并非《系辞》所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高度哲学化的阴阳，而是易中六十四卦的卦爻符号，就是我们前文所言的阴阳含义，此处的阴阳乃是易家占筮比拟天道之阴阳，并非哲学范畴之阴阳。易家指的是专门以易作为思想主旨的特定群体。在这段文字之中，京房首先说明《春秋》多言灾异，而灾异的内容直接指向各种天灾，这与汉代流行的天人之说相一致。两部典籍所记易家在汉代的传播过程，也有几处言之不详。

王新春指出，该图预示着：人的生命就是一流动着的生生日新的有机小八卦系统，自身就是一个八卦的小《易》场，这一系统与场，又置身于无限开放宏廓而又流转无穷、日新不已的大宇宙有机八卦系统、有机八卦《易》场之中，以之为安身立命、推展人生的终极场域。即使有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参与，其对易的功能性理解依然是比较集中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坚持以易服务于筮的观念，恰恰成为易在先秦时代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出现了周代知识分子对易的不断理解与重构，但传统易的占筮方法并没有因此消失，甚至依然作为易的主流为人所瞩目，出现于孔子之后的《清华简·筮法》可以为证。周代初期人智开化，人们开始思考德之因素，进而将天从单纯的神明观念逐步改造成为具备某种道德属性的存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易的发展做出的分期并非替代性的。与此同时，儒家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也借助于易在文献传承上具有的天然优势，连同《诗》《书》《礼》《乐》《春秋》等构建起以六经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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